一、“德”乃立身之本

在中国传统价值观“三不朽”中，“立德”居于首位，可见“德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极端重要性。而综观河东文化，无论是尧舜，还是夏禹，都是德高功勋的“圣人”，无疑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母源。

唐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，奉行德政，心系百姓，公正无私，轻权爱贤。《史记》记载尧“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”，孔子评价尧说：“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，帝王之德盖盛于尧”。 尧帝开创了禅让的先河，体现了民主的思想。

虞舜一生，受禅让，施仁政，定法典，选人才，治洪荒，播五谷，至孝至善，载德载物。虞舜倡导为人、持家、做官、治国均以道德为本。

　　夏禹以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，百折不挠、任劳任怨的非凡品质，坚韧不拔的卓绝意志，治水成功，划定九州，使后人对他无比敬重。古籍记载他：“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亦是中国史籍记载中功高德劭的完人。

　　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”。也就是说，从虞舜开始，中国才有了明确的道德原则。由虞舜始创的“明德”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上古文明社会的发展。“明德”既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，也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构建提供了朴素的道德范畴。有了虞舜在教化基础上所提供的“明德”，中国才真正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；也正因为有了开创道德教化的首功，虞舜才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先祖和道德文明的始祖。

　　孔子“祖述尧舜”，总结虞舜的经验，将这种教化概括为：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也就是说，用道德来引导，用礼仪来约束，老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守规矩了。孔子还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从星共之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这也是对虞舜以德治国的经验总结，虞舜以德服人，就像北斗星一样位于中央，百姓就像群星一样自然而然地围绕在他的周围。孙中山曾经指出，有道德始成国家，有道德始成世界。道德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，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标志。

虞舜的道德教化，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以身作则、立身为范的传统。虞舜处处为他人考虑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，用行动去感化他人。因此《尚书·大传》中说：“舜不登而高，不行而远。”自己做得好、立得正，不需要大肆宣扬、指手画脚，群众也会被感染，会自发地仿效。否则，自身不修，无以教人，空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服众。孔子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虞舜以他的身体力行，创建了中国原生的道德文化。

　　柳诒徵在《中国文化史·绪论》中说：吾民族创造之文化，富于弹性，自古迄今虽有盛衰之判，固未尝有中绝之时。虞舜是这“未尝有中绝”的生命创造中的一环，是这文化长河中的一脉。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大多出现文化断层、唯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数千年以来传承不辍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——道德文化如一条绵绵不绝的纽带，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中华民族在追求尧天舜日的再现和对前贤的敬仰中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，这就是中华民族遭受了千灾百难仍然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。因此，虞舜既是中华道德的维护者，也是中国伦理之奠基者及中华传统道德之推进者，更是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贤和最贤明的帝君。

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已绵延了四千多年。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扬光大，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，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，构成了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。

虞舜之“孝”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？这从中国古代典籍的一记再记中可以看出。首先对此进行记述的是《尚书》，据《尧典》所载，帝尧要四岳向他推荐帝位的继承人，四岳即以虞舜为荐。虞舜在当时只是个平头百姓，为什么人举荐他呢？四岳提出的理由是：“瞽子，父顽、母器、象傲，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”即是说，虞舜是在父母及弟弟都对他很不友好的前提下，却能与他们和谐相处，像这样孝心醇厚的人，由他来治理国家，应该是不会坏事的。仅因虞舜的“克谐以孝”，尧帝便同意了四岳的意见：“我其试哉！”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下嫁虞舜，以考察其孝行，这其实已经不是“试”，而是在极大抬举，如果仅为一“试”，以两个公主作牺牲的代价未免高了点。但尧帝所“试”的结果如何呢？《尚书》接下来仅说虞舜“慎徽五典，五典克从”，即是说虞舜向百姓宣扬义父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五种常法，人们都能顺从，而虞舜自己的具体孝行怎样，却没有说。《孟子·万章》则说：“父母使舜完廪。捐阶，瞽嗖焚廪。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掩之。”司马迁的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似乎是将二者结合了起来，使之更具前因后果的逻辑性：“瞽瞍尚复欲杀之，使舜上涂廪，瞽瞍从下纵火焚廪。舜乃以两竿自擀而下，去，不得死。后瞽瞍又使舜后瞽瞍又使舜穿井，舜穿井为匿空旁出。舜既入深，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，舜从匿空出，去。瞽瞍、象喜，以舜为已死。象曰：‘本谋者象。’象与其父母分，于是曰：‘舜妻尧二女与琴，象取之；牛羊仓廪予父母。’象乃止舜宫居，鼓其琴。舜往见之，象鄂不怿，曰：‘我思舜正郁陶！’舜曰：‘然，尔其庶矣！’舜复事瞽瞍爱弟弥谨。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，皆治。”父母几次要杀他，虞舜死里逃生，但却无丝毫怨恨，还像以前一样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。只是他更加谨慎，当父母要害他的时候，他想法躲开；当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就会及时出现。这样的孝行确实可以感天动地，故而到了神话色彩较浓的《山海经》中，说舜耕历山，居然有“象为之耕，鸟为之耘”。这样的孝行自然也应该成为国人效仿的榜样，所以元代的郭居正在作《二十四孝》时，便将虞舜的“孝感天地”置于篇首。

二、“孝”乃和谐之始

在中国传统文化之“八德”中，“孝”居于首位，可见“孝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。而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伦道德，无疑是始于虞舜时代。换言之，虞舜即是“孝”的化身。

虞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进化的转折时期，“孝”是当时社会文明的标志。在氏族社会中，人们都是按照血缘关系共同生活的。最早的人伦关系和伦理观念当然是以自亲关系为核心和基础的。对子女来说，“孝”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规范，是家国和谐的首要之举，否则以族长为中心的氏族根本无法代代维持生存下去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家庭伦理的推广就是对社会的教化。因此在氏族社会时代，社会上第一美德便即是孝。

“孝”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，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，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孝道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，孝道具有根源性、原发性、综合性等特点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，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。